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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万物昭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万历四十七年（公元1619年）农历九月的一个夜晚，随着一声惊雷响起，衡阳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家第三子诞生，取名“夫之”。

王夫之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：王船山。世人了解的王船山，或许是书本上那个“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哲学家”。但却不一定知道，他留下的家训家书如今依然被后世子孙奉为圭臬，他在家风教育中传递的精神更对湖湘文化的“气质”形成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影响。

年少时的王船山天赋异禀、聪颖过人，却个性张扬。他曾评价自己“刚愎好动”，但有赖长兄之严教。

“这就是王船山家族的精神传承中最重要的一个字：严。”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说。

这种家风之“严”，还要追溯到王氏家族的先祖。孟泽介绍，王船山的先祖曾因战功被封为衡州卫指挥使，后由尚武转向崇文，这才形成了以读书、教育为重的家风，“但军人家庭的气质依然保留在家风家训的传承中”。

王氏家族家风有多严？王船山曾在《耐园家训跋》中讲述自己的故事：或有荡闲之过，先子不许见，不敢以口辨者至两三旬，必仲父牧石翁引道，长跪庭前，牧石翁反覆责谕……

可以看出，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认为的“严”，并不是体罚，而更注重以礼服人，注重自省。

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，王船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，“王船山对于家风传承的理解是非常人性化的。”孟泽认为，在王船山看来，家风之严是始于“礼”，而“礼”则出于敬与爱。

父亲对名利的淡泊、低调务实的态度，使得王船山也秉承了“非淡泊无以明志”“处死生而不乱”的优良传统，并将这一传统，传给了后世。

“记得年幼之时，父亲为我发蒙，拿出先祖王船山《示子侄》家训碑文拓片，逐字逐句教我识读，并备齐文房四宝，手把手教我抄写。”王船山后裔王宏回忆船山先生的《示子侄》家训时写道。

《示子侄》作为王氏家族笃信的家规，也引导着王氏子孙前行的脚步，《示子侄》（载《姜斋文集》卷四）全文：

立志之始，在脱习气。习气薰人，不醪而醉。其始无端，其终无谓。袖中挥拳，针尖竞利。狂在须臾，九牛莫制。岂有丈夫，忍以身试！彼可怜悯，我实惭愧。前有千古，后有百世。广延九州，旁及四裔。何所羁络，何所拘执？焉有骐驹，随行逐队？无尽之财，岂吾之积。目前之人，皆吾之治，特不屑耳，岂为吾累。潇洒安康，天君无系。亭亭鼎鼎，风光月霁。以之读书，得古人意；以之立身，踞豪杰地；以之事亲，所养惟志；以之交友，所合惟义。惟其超越，是以和易。光芒烛天，芳菲匝地。深潭映碧，春山凝翠。寿考维祺，念之不昧。

短短192个字，却总结出了衡阳王氏家族兴盛的宝贵经验。而其中的关键，就是脱离“习气”。

何为习气？王宏认为，一懒惰二自私三狂傲，“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告诫自己的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永远保持低调、务实、勤勉的习惯。”

品读王船山的一生，始于敬与爱的家风造就了他的忠和孝，而他为成全自己的忠孝之义，在未来作出了一个被当时所不解，固执甚至决绝的选择。

用现在的话说，少年时期的王船山，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7岁通读“十三经”、14岁中秀才、23岁中举人，如果按照既定的轨迹向前，那么他或许会继续“春风得意”。

转折发生在中举后的第二年，24岁的王船山前往北京参加会试，却因道路阻隔未能入京，被迫返乡。这一年，是崇祯十六年（公元1643年）。

这一年，张献忠攻陷衡州到处钩索名流，王朝聘不慎被抓。王船山与兄长王介之单刀赴会，王船山以自残救父，张献忠被他的凛然之气所折服，最终放了父子三人，此后，王船山过上了“栖伏林谷”的流亡生活。

在知晓复明希望渺茫后，王船山回到老家，先后在湘西金兰茱萸塘筑“败叶庐”，后又筑“观生居”，第三次才迁徙至石船山下，即如今的“湘西草堂”。

在湘西草堂的正厅画像中，堂联的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似乎讲述着王船山毕生的追求。

深圳的张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船山故居游览学习，“我很多同事是湖南人，这次孩子的作业要求学习文化名人的故事，大家都推荐来船山故居，于是我们特意带着孩子来学习参观。”

张女士告诉作者，选择来船山故居还有一个原因，是被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气节所打动，“这种气节让我感到震撼”。

感到震撼的不仅是张女士，也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儿女。“为什么他的思想能够吸引晚清那么多的文人志士，就在于他敢于‘开生面’勇气与精神。”孟泽这样解读。

走进草堂，里面只有三间简单的房子，朴素又简陋。穿过中堂来到他的居室，除了一张床和衣柜，房间狭小到无法再容纳其他的物件。

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王船山梳理了历朝历代兴亡的历史，总结了明朝兴亡的原因。

200多年后，王船山的思想和气节感染了另一群湖南人，郭嵩焘、谭嗣同、杨昌济、毛泽东……以王船山的思想为武器，他们主动变革，寻求着救国之法，发出了时代的强音。而他们对王船山的推崇，也使得湖湘文化的影响扩散辐射至全国。

如今在衡阳县，王船山的忠孝之风依然流淌在当地人的血脉之中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衡阳妹子，船山故居工作人员贺瑶回忆说，“在我们这里，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家教家风的培养，从小我就被教育，做人要正直勤勉，学知识学手艺更要注重实践与应用，不能空谈。在和朋友们交往时，要与人为善，和睦相处。”

“读书教子，是传家长久之要道。”王船山所留下的《示子侄》，教导后人如何读书、做人、事亲和交友，其撰写的《传家十四戒》，则成为后世子孙的择业标准与基本守则。

王船山在家训中提到：“能士者士，其次医，次则农工商贾，各惟其力其时”，要将自己的职业与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。

王船山后人谨记这“十四戒”，在之后几百年的家族传承中，有人行医、有人从商、有人务农，延续着坚忍的风骨，无一人成为王船山所不齿的“琐屑计微利”之人。

这种家教家风的传承，直接影响了王氏子孙。次子王攽著有《诗经释略》。王船山四子王敔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在湘西草堂教书多年，并整理了王船山的大量书稿。这也为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末大放异彩提供了基础。

距离湘西草堂不足四公里的大罗山下，74岁的王船山病逝于草堂后被葬于此。墓庐旁有一小屋，是王船山第十一代后裔王多智的家。今年78岁的王多智守墓已有40余年。“我父亲曾在县城教书，后来回到了村里做起了守墓人，再后来我接替了父亲的工作，成为了船山先生墓的守墓人。”

“从小我太公就告诉我们，要做个好人，不做坏事。”王多智告诉作者，小时候，他听得最多的，就是家里长辈们“念叨”先祖的“十四戒”：不信迷信，不义之财不能收，守住本心。

王多智做了一辈子的农民，却知足常乐，这与王船山传递的安贫乐道、自食其力的家训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。

纵观王船山的一生，良好而又严格的家庭教育给了他滋养。岳麓书院中湖湘文化的浸润，给予了他气节与坚守。而他又因家学家风的传承，成为湖湘文化枝繁叶茂的源头活水，经世致用、实事求是的思想如湘江之水奔流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