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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地处南岳衡山之南，因山南水北为阳，故而得名“衡阳”。又因“北雁南飞，至此歇翅停回”，雅称“雁城”。在衡阳，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三座“名山”：自然名山——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；思想高山——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；革命宝山——毛泽东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发生地水口山。

深秋之际，走在衡阳，不时就会邂逅一阵桂花香。在湘南学联的窗户下，在陆家新屋的场院里，在从夏明翰故居出来前往湘西草堂的路上，那忽然袭来的暗香，冷冷的，幽幽的，沁人心脾，提神醒脑。而当你环顾周围寻找花树时，目光可能就会被路边建筑上的对联或匾额吸引，细读一遍，想到正身处一座在血与火里反复淬炼过的英雄之城，不知不觉走路的姿势都庄重起来。

然而，待到入夜，华灯初上，英雄之城脱下正装，换上一身便装，就显出它作为湖湘名城的风雅来。夜晚的衡阳，是光亮的，是快乐的，更是幸福的。

衡山脚下的南岳里是一座国风小镇，木楼上灯笼高悬，流光溢彩，街巷里游客熙攘，人潮汹涌。游客花不到200元钱，租一套汉服，妆造免费，整晚都可以在这古色古香的夜市里流连。民俗小吃与非遗文创争奇斗妍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好不容易走出美食街，来不及回味，眼前又开始了一场烟花表演。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夜幕中绽放，吸引着人们又聚集在一起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喜与赞叹。

另一个热闹的地方在回雁峰下。夫之巷、福音巷、福寿街……逛完青砖白墙、飞檐黛瓦的老街，到大雁文化体验馆，借助VR技术开启一段沉浸式“寻雁”之旅；接着到潇湘八景文化创意场，站在巨幅屏幕前观看一场大气磅礴的光影秀；如果这还不过瘾，那就登上紧邻湘江的雁城之星摩天轮，在如梦似幻的夜景中缓缓攀升到城市的最高处，像大雁一样俯瞰这座城市。

行走在衡阳，总是能捕获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风景。

在石鼓书院周边街道，每走几步就有一个条石做成的巨大石凳，当地同志介绍说，这是为了让市民和游客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风景，老人和孩子可以随时坐下来休憩歇脚。

在雁城之星摩天轮下，民政局特意设置了一个婚姻登记点，情侣们在摩天轮上对着南岳湘江海誓山盟，下了摩天轮就能情定终身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你不能不佩服城市治理者们的创意与用心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引用了一副联语：“遵道而行，但到半途须努力；会心不远，要登绝顶莫辞劳。”这副对联就悬挂在南岳衡山玄都观的山门上。

努力“遵道而行”，不辞“会心”之乐，实际是鼓励实干，赞赏实干。

与衡阳的同志谈实干精神，他们往往会讲王夫之，也就是他们尊敬的船山先生。

在中国思想史上，王夫之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哲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转型影响甚巨。梁启超说：“清末民初之际，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。”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25名中国传统文化大家，其中就包括王夫之。

王夫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，反对空谈，主张 “君子之道，力行而已”，在知行观上，他格外重视“行”，指出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，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，行包括知，统率知。“知而不行，犹无知也”。

抗战时期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中国革命的出路，为了写作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，曾拜托徐特立为他搜寻王夫之的著作。他评价王船山说：“西方有个黑格尔，东方有个王船山。”

实干的精神，高举在南岳的青峰上，更沉淀在衡阳的文脉里。实干，是刻印在衡阳人骨子里的。

湘江源出广西，自永州入湘，一路会合众多支流，贯通三湘大地，最终注入洞庭湖。千里湘江，蜿蜒曲折，两入衡阳，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母亲河。

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：“湘，相也，言有所合也。”湘江联通南北、融汇众流的仁者品格，也深深塑造了衡阳的文化精神。

石鼓山位于衡阳城北，海拔只有69米，却因建于其上的石鼓书院而名闻天下。石鼓书院始建于唐代，到北宋初年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官办书院，与岳麓、嵩阳、白鹿洞并称为“四大书院”。

登上石鼓书院最高处的合江亭，临窗下视，右湘江，左蒸水，缓缓相会于山下。在3公里外的珠晖塔下，湘江再次接纳耒水，浩浩荡荡一路北去，消失于远方的青山之间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任官途中游览此地，其《合江亭》诗云：“红亭枕湘江，蒸水会其左。瞰临眇空阔，绿净不可唾……”站在合江亭上，心中默念此诗，总感觉历史是那么远，又是那么近，闭上眼睛静听，仿佛还能听到一代文宗步下楼梯的声响。

1167年，朱熹从福建武夷山到湖湘访学，与当时主讲岳麓书院的张栻研讨道学，聚集上千弟子，讲论两月有余。“朱张会讲”期间，二人携手共游南岳。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朱熹到过石鼓书院，但他对石鼓书院的建设却倾注了极大的热忱。

1187年，石鼓书院重修完工。朱熹应邀写成《石鼓书院记》，鼓励师生。在讲到书院诸生应该学什么的问题时，他推荐读张栻的《重修岳麓书院记》，提醒诸生牢记张栻的教诲：“岂特使子群居佚谭，但为决科利禄计乎？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？盖欲成就人才，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。”

一般来说，中国古代书院都要祭祀孔子。石鼓书院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除了有祭孔之所，还有两座特别的祠庙：一是“武侯祠”，崇祀诸葛亮。据说刘备为荆州牧时，诸葛亮曾亲到衡阳，住在石鼓山上，督办三郡的军赋。一是“李忠节公祠”，纪念的是衡阳先贤李芾。南宋末年，李芾担任潭州（今长沙）知州，坚守孤城抵抗元兵，最终阖门殉义。“武侯祠”与“李忠节公祠”分列书院中轴线的两侧，至今香火不断，默默守护着世道人心。

曾国藩说：“天下书院，楚为盛；楚之书院，衡为盛，以隶岳故也。”南岳风景秀丽，颐养身心，又称寿岳，有益于读书静思，故历来除政府大力营建书院，一些显宦名流也主持建造了不少书院。

湘江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即是由晚清名臣彭玉麟捐资修建的。彭玉麟以帮助曾国藩办水师而步入仕途，曾六次主动辞官，一生坚持“三不”：不要官、不要钱、不要命，自称“以寒士始，愿以寒士归”，为晚清乱世带来了一缕清风。

彭玉麟重建船山书院，是为了光大船山之学。船山书院建成后，彭玉麟撰联：“一瓢草堂遥，愿诸君景仰先贤，对门外岳峻湘清，想见高深气象；三篙桃浪渡，就此地宏开讲舍，看眼前鸢飞鱼跃，无非活泼天机。”称颂船山先生治学严谨，造诣高深，勉励后辈学子珍惜青春年华，勤学苦读。

彭玉麟延请湖湘大儒王闿运为山长，船山书院因此名声大振，省内外四方学子负笈前来，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誉。王闿运主持书院长达25年，他亲自带领诸生祭拜先贤，培养弟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。

站在湘江之滨眺望，东洲岛犹如一座舰船行驶在奔腾不息的江水之中。彭玉麟、王闿运大概不会想到，在随后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，船山书院培养的学生会比书院的创建者走得更远。

1921年10月，毛泽东来衡阳，发展蒋啸青等4人入党，并创建了衡阳第一个党小组——中共三师小组。三师的全称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，蒋啸青后来是这所学校的校长，他曾经就读于船山书院。

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的广场上，屹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，是一位抡起大锤准备奋力一击的工人。雕塑的基座上镌刻着七个大字：咱们工人有力量。

水口山是一个镇，然而这里是“世界铅都”。早在900多年前，这里就发现了铅锌矿。1896年，官办水口山铅锌矿局成立，到上世纪20年代，水口山铅锌矿已成为湖南省内最大的官办工矿企业，拥有5000多名矿工，湖南大约60%的军政费用都出自这里，是当时湖南的财政命脉所在。

水口山的工人空有一身力气，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军阀的操控下，工人们遭受重重压迫剥削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22年9月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水口山，水口山的矿工们也想成立工人俱乐部，于是派刘东生去安源寻求支援。紧接着，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委派蒋先云、谢怀德等人到水口山，领导工人运动。蒋先云一行到达水口山后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迅速成立党小组，组建工人俱乐部，广泛发动工人，于12月5日正式举行大罢工。12月27日，迫于各界的压力，水口山矿当局负责人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18项要求，罢工取得巨大胜利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水口山的工人开始觉醒，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产业工人的巨大能量，因为有了信仰而振作起来，并把命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。

1928年初，为配合朱德、陈毅发动的湘南起义，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宋乔生率领800多名矿工起义，支援湘南起义部队。随后，这些矿工一起上了井冈山，被编入红军特务营，宋乔生任营长，兼红四军军械处处长。

水口山工人组成的特务营在1928年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。在战斗中，工人们修好的一门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一发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，吓退了敌人，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。毛泽东在获悉胜利喜讯后，写下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，其中一句“黄洋界上炮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”，就生动描述了这一情景。

水口山工人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称赞。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指出：“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军骨干的组成部分。”朱德也曾肯定他们：“在所有革命队伍中，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敏捷、最有纪律、最有警惕性、政治上也最先进。”

1929年1月，宋乔生在江西大庾县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。在此前后，从水口山走出来800多名矿工几乎全部牺牲，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。

1991年的秋天，一位当年参加了大罢工的老人再次回到水口山。“水口山的十年，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。离开水口山六十多年来，我时刻都在怀念它。”

他清楚地记得，在罢工形势最吃紧的时候，反动矿务局将枪口、棍棒对准了矿山的敲砂童工。13岁的他也是这些童工中的一员。面对逼迫童工上工的矿局爪牙，他和小伙伴们毫不示弱，紧握着拳头纷纷喊着：“不答应条件，就不敲砂！”几个矿警闻讯赶来，用枪口指着这些童工。面对敌人的枪口，童工们仍不畏惧，一同高喊着劳动号子，与矿警对峙！危急关头，宋乔生带领工人纠察队迅速赶来，敌人见状四散逃跑，英勇无畏的童工们赢得大捷。

他在回忆录中说：“我常一闭眼，脑中还浮现出蒋先云、谢怀德、宋乔生、刘东生、毛泽覃、朱舜华等同志的形象，正是他们教育了我，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——马克思主义，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通往‘宝山’的正确道路——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。”